“危樓”的前世今生

李順亮

2017年10月8日

危樓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

不敢高聲語,恐驚天上人。

李白頑皮如小孩,不僅膽大包天,上了比高聳入云還高的頂天的危樓,而且居然伸手去偷摘星辰。星漢燦爛,滿天的繁星在他的眼里,就如好吃的蟠桃園里令人垂涎的一顆顆蟠桃,或如好玩的百寶箱里的閃閃發光的一件件可愛的玩具。

李白的《夜宿山寺》,以其特有的超然想象能力,縱橫天地日月星辰之間,天真浪漫,豪放雄渾,才華橫溢,詩我如一,作為千古佳作,早已嵌入中華文化的靈魂之中。但是,無知如我,從小到大,學了半天,也吟誦了不知幾回,卻若和尚念經、有口無心,以前從來沒有深究過“危樓”二字。

樓高則危,高處不勝寒,這是我所知道的。想要成為危樓,經李白一說,百尺之高,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,此次國慶中秋串聯出現了難得的8天長假,想著能不能去李白的故里江油青蓮走上一回,攻來略去無意之中查到了綿陽的越王樓。于是,危樓的問題就冒出來了。

李白口中的危樓,究竟是泛泛而寫藝術想象之中的高樓,還是真有所指,在哪一處高樓前有感而發呢?據說,這首《夜宿山寺》,一般認為是李白在湖北省黃梅縣所作,寫的是黃梅縣蔡山峰頂山的江心寺。作為安陸的上門女婿,李白一生與湖北淵源極深,而且他與長江有不解之緣,一葉輕舟萬重山里一日還,說他到過黃梅的江心寺,自然還是比較可信的。

但是,2006年3月之后,這個問題就有不同看法了。如今,李白故里所屬的地級市是綿陽市。坐落在此地的西南科技大學,其《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刊載了一篇李德書的《李白〈上樓詩〉與〈題峰頂寺〉、〈夜宿山寺〉考辨》。文章認為,李白在湖北黃梅縣所寫的詩是《題峰頂寺》,詩句是:

夜宿峰頂寺,舉手捫星辰。

不敢高聲語,恐驚天上人。

至于那首《夜宿山寺》的內容,應為李白少年詩作《上樓詩》的內容。而李白中年在蘄州黃梅縣所作《題峰頂寺》,來源于宋代邵博《邵氏見聞錄》、趙德麟《侯鯖錄》、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等書。可是,《上樓詩》又是在哪里上樓呢?這個意見認為,實為李白上綿州越王樓詩。

我個人覺得,一般寺院這種地方沒有百尺高的危樓吧,要說有百尺高的塔還差不多。綿陽恢復重建的越王樓呈唐式昂斗飛檐歇山式,主樓高99米,內外共15層,底層東西長66米、南北寬88米,總建筑面積達2.6萬平方米,是我國目前設計最復雜、樓層最高的仿唐建筑。越王樓,說高百尺還有一定道理,雖然我們都知道古人詩中的尺寸都有夸張的成分,但即使達不到百尺也能接近這個高度。再說越王樓是越王所建,叫“帝子樓”,高一點兒也是有可能的。但黃梅縣蔡山上的江心寺有個“百尺樓”,就不是那么可信了。

其實,早在2005年,四川省李白研究會編印的《李白蜀中詩選》,就經過多方考證和李白故里歷代流傳并保存的李白少作手抄本印證,認定李白少作《上樓詩》“危樓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聲語,恐驚天上人”實為李白上綿州越王樓詩,而李白在蘄州黃梅縣所作《題峰頂寺》頭兩句應為“夜宿峰頂寺,舉手捫星辰”。據說,此書選編了李白在蜀中創作的詩、賦、續句、題句共38篇,以及李白出蜀之后所寫的關于蜀中風光名勝的詩、賦3篇,并附錄了有關考證文章4篇。

哪怕李白是在黃梅縣作詩,究竟是不是在蔡山上的江心寺有感而發,也有人提出了疑問。2011年10月,余德亨在《黃梅的古塔和江心寺(續一)》(詳見:http://www.60nd.org/Article_Show.asp?ArticleID=3199)里展示了新的證據。北宋王得臣《麈史·詩話》載:“南豐曾阜子山嘗宰蘄之黃梅,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。而上有僧舍,堂宇宏壯。梁間見小詩,曰李太白也,‘夜宿烏牙寺,舉手捫星辰。不敢高聲語,恐驚天上人。布衣李白。’……李集中無之,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。”靈峰寺(原烏牙寺)和江心寺,哪一個是李白詩中的峰頂寺呢?《麈史》也是一本非常可靠的書,但是,古今縣志都記有峰頂寺在蔡山,記靈峰寺處均未提及峰頂寺。他認為,各有證據,難下決斷。

不管怎樣,有李白這樣的詩仙說事,危樓就是高樓,在文人墨客之中似乎成了約定俗成之事。只不過,一般來說,危樓都是自然的原因形成的。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態,世界上的萬事萬物莫不如此,哪怕是再高再漂亮的樓也不例外。但是,危樓有時也會成為新的景觀,因為其真正的危而收獲世界眾人的矚目。或許人類的心理有一種欣賞病態美的基因與傳統在作怪,女人的小腳有人為之瘋狂,歪斜的危樓同樣有人無比喜歡。

意大利的比薩斜塔,就是最典型的例證。比薩斜塔建造于1173年8月,是意大利比薩城奇跡廣場大教堂的獨立式鐘樓。1174年,人類首次發現這個鐘樓傾斜了。比薩斜塔從地基到塔頂高58.36米,從地面到塔頂高55米,傾斜角度3.99度。當然,此塔的名氣,固然因為其是斜而未倒的人間建筑奇跡,但某種程度上更加緣于其背后的人文故事。

那就是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實驗。傳說1590年,伽利略曾在比薩斜塔上做自由落體實驗,將兩個重量不同的球體從相同的高度同時扔下,結果兩個鉛球幾乎同時落地,由此發現了自由落體定律,推翻了此前亞里士多德認為的重的物體會先到達地面,落體的速度同它的質量成正比的觀點。

不過,據說1612年有一個人在比薩斜塔上做過這樣的實驗,但他是為了反駁伽利略而來,結果是兩球并沒有同時到達地面。于是,我們可以知道,第一個嘗試的人是偉大的,第二個證明的人是睿智的,第三個跟風的人只能是普通人,無論其最終的結論如何。

地以人顯,樓以人貴,看來是古今中外共同的規律。中國的四大名樓黃鶴樓、岳陽樓、滕王閣、鸛雀樓 ,無一不是因為其背后的人文故事而更加美麗動人。黃鶴樓排名第一,是因為它與李白搭上了關系,其他人、其它樓想不服都不行。“昔人已乘黃鶴去,此地空余黃鶴樓。黃鶴一去不復返,白云千載空悠悠。”崔顥留下了千古名作《黃鶴樓》。后來,李白登樓,放眼楚天,詩興大發,正要提筆,一見崔詩,自愧不如,就此擱筆。從此,黃鶴樓名揚天下。

不管什么樓,只要想成為名樓,第一重要的,其實都是屢毀屢修。只修不毀,其實是不可能的。老天爺對誰都是公平的,沒有哪一處樓奪得過雨雪風霜、水火侵襲。但是,如果只毀不修,那樓既不存,名亦終亡。在這一點上,倒是鸛雀樓與眾不同,居然跨越千古、死而復生。鸛雀樓始建于北周時期,傲然挺立700余年后,至元初毀于兵燹,僅存故址。其后,故址亦淹沒于塵埃之中。

一代名樓的命運讓人感嘆。“筑為層樓,遐標碧空,影倒橫流,二百余載,獨立乎中州。”唐朝李瀚《河中鸛雀樓集序》所云,讓后人看到鸛雀樓的盛況。而元代王惲《登鸛雀樓記》,則記錄了自己獲登故基亦悲亦喜的情狀:“雖杰觀委地,昔人已非,而河山之偉,云煙之勝,不殊于往古矣。”可憐到了明朝,堂堂的鸛雀樓卻只能靠寄名來茍活于世了。舊志云:“明初時,故址尚可按,后盡泯滅,或欲存其跡,以西城樓寄名曰鸛雀”。

千金散去可以還復來,但是亭臺樓閣要再生就不易了。慶幸的是,鸛雀樓重建進入了國家視野。1993年3月,中共中央辦公廳將江澤民題寫的《登鸛雀樓》詩原件,托山西省委轉送永濟縣委。1994年1月,江澤民到永濟視察,現場詢問鸛雀樓的重建情況,并察看樓址。2001年8月,江澤民在太原視察期間,應山西省委,省政府之請,為鸛雀樓題寫了樓名匾額。

2002年9月26日,新鸛雀樓落成開始接待游人。只是,在高興之余,也有一個怎么看新舊的問題。“畢竟‘三十年河東, 三十年河西’, 黃河距蒲州古城已西移數里, 就隨之另辟新址了, 況且若再依古城而建, 遠離黃河, 又如何眺望? 世事難以兩全, 包括形制……”與中國古建筑學家羅哲文一起編著《中國名塔大觀》的柴福善,在2016年5月3日《中國文物報》上撰文《永遠的鸛雀樓》,道出了一家之言。

尊古而不是復古,傳承而不是傳舊。我個人以為,對于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來說,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。不管是重建鸛雀樓,還是重建其它樓,都要尊重歷史,并且傳出新意。今日所謂的中國四大名樓,前三者黃鶴樓、岳陽樓、滕王閣一向毫無爭議,但是最后一個席位究竟要花落誰家,就眾說紛紜了。我想,要是鸛雀樓早日重建,沒有在歷史上消失那么多年,這種爭議或許就不會產生。

畢竟,文以載道,詩以言志。“白日依山盡,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,更上一層樓。”真是氣象萬千,并世無雙,有如此千古詩篇,鸛雀樓無論修與毀,永遠都會作為一個代表性的意境,活在中國人的靈魂深處。至于此詩究竟是王之渙,還是朱斌所作,其實早已并不重要,這樣的爭論只有知識產權上的意義。

至于有人以為第四樓應該是蓬萊閣,也有人認為應該是越王樓。這樣的爭議,在鸛雀樓不再場的情況下,的確是會有問題的。但是,如果以名樓長借好詩傳這個原則來過篩,我以為蓬萊閣是要出局的。雖然歷朝歷代歌詠蓬萊閣的詩詞文章眾多,但是與黃鶴樓、岳陽樓、滕王閣、鸛雀樓相比,自然高下有別,缺了一樓一首代表詩詞文章的必備之格。

越王樓不管有無《上樓詩》的存在,它都是與李白連在一起的。因為綿陽這個古綿州的青蓮,是詩仙李白故鄉不變的存在。唐太宗李世民第八子越王李貞,在任綿州刺史時修建此樓。其實,與其夸耀越王樓高十丈(即百尺),而滕王閣高九丈、黃鶴樓高六丈、岳陽樓高三丈,還不如夸耀這里是李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上過樓,并且題過詩的名樓。而這才是李德書考辨的真正意義所在。

詩多并不能說明什么,現代詩多如牛毛,但并沒有幾首能入人法眼。古詩其實也是這樣,能流傳下來的,要么是以詩顯,要么是以人貴。比如,杜甫到過綿州,并且留下了《越王樓歌》。

綿州州府何磊落,顯慶年中越王作。

孤城西北起高樓,碧瓦朱甍照城郭。

樓下長江百丈清,山頭落日半輪明。

君王舊跡今人賞,轉見千秋萬古情。

雖然此詩寫得并不差,但顯然達不到千古名詩的高度,因此我們不得不說此詩是以人貴。這樣的詩作,和“危樓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聲語,恐驚天上人。”自然不可同日而語。

唐朝的此王彼王,似乎有一個共同的愛好,那就是都愛修建樓閣。越王樓是李貞于唐高宗顯慶年間(公元656年-661年)修建,而江西南昌滕王閣則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弟——滕王李元嬰始建于唐永徽四年(公元653年)。朱嘉鼎對此持不同看法,認為滕王閣應當是隋朝滕王楊瓚所為(詳見:《滕王閣究竟是誰修建的》http://www.xzbu.com/4/view-6025381.htm)。他的理由是古代以人命物(包括地名),總是遵循“物以銘德”或“物以銘功”的原則。楊瓚有令名于當世,而李元嬰屢次坐法受謫責。

其實,我們只要一看,李元嬰所到之處,滕州、洪州、隆州皆有滕王閣,就可以知道洪州即南昌滕王閣非他莫屬了。“滕王蛺蝶江都馬,一紙千金不當價”,也只有滕派蝶畫鼻祖這樣的王者,才會對可以登高望遠的樓閣這樣執著。雖然他“坐法受謫責”一再左遷,但是畢竟他還是在臺上的王者,并不是戴罪下獄之身,而且歿后還能陪葬獻陵,可見以他的王號命名樓閣也并無不妥。

杜甫來到隆州即閬中,走到哪寫到哪的他,也不忘留下了《滕王亭子二首》:

其一

君王臺榭枕巴山,萬丈丹梯尚可攀。

春日鶯啼修竹里,仙家犬吠白云間。

清江錦石傷心麗,嫩蕊濃花滿目斑。

人到于今歌出牧,來游此地不知還。

其二

寂寞春山路,君王不復行。

古墻猶竹色,虛閣自松聲。

鳥雀荒村暮。云霞過客情。

尚思歌吹入,千騎擁霓旌。

玉臺觀和滕王亭,據說清以來合稱滕王閣。2015年前后,櫻花起源之爭,在中日韓之間展開。四川新聞網南充4月1日訊:日本櫻花原產于中國喜馬拉雅山脈,人工栽培后,這一物種逐步傳入長江流域、西南地區以及臺灣島,中國櫻花在唐朝時期傳到日本。令人不可思議的是,滕王李元嬰居然也摻和了進來。電訊云,櫻花之所以被稱之為櫻花,是為了紀念滕王,閬中百姓取其名中“嬰”字為他在玉臺山所種的花樹命名。

有藝術細胞的王,會起危樓,而有詩情才氣之士,可以危樓入詩。士以危樓入詩,從古到今有很多。倒是有一首皇帝所寫的危樓之詩,更值得我們一觀,那就是梁元帝蕭繹的《赴荊州泊三江口》。

涉江望行旅,金鉦間彩斿。

水際含天色,虹光入浪浮。

柳條恒拂岸,花氣盡薰舟。

叢林多故社,單戍有危樓。

疊鼓隨朱鷺,長簫應紫騮。

蓮舟夾羽氅,畫舸覆緹油。

榜歌殊未息,於此泛安流。

“帝不好聲色,頗慕高名,為荊州刺史,起州學宣尼廟。”《南史卷八 梁本紀下第八(元帝繹)》如此記載蕭繹。這樣的皇帝能刻畫出一幅宛然早春時節荊楚江畔結陣圖,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
而他的《采蓮賦》:

紫莖兮文波,紅蓮兮芰荷。綠房兮翠蓋,素實兮黃螺。

于是妖童媛女,蕩舟心許,鷁首徐回,兼傳羽杯。櫂將移而藻掛,船欲動而萍開。爾其纖腰束素,遷延顧步。夏始春余,葉嫩花初。恐沾裳而淺笑,畏傾船而斂裾, 故以水濺蘭橈,蘆侵羅袸。菊澤未反,梧臺迥見,荇濕沾衫,菱長繞釧。泛柏舟而容與,歌采蓮于江渚。

歌曰:“碧玉小家女,來嫁汝南王。蓮花亂臉色,荷葉雜衣香。因持薦君子,愿襲芙蓉裳。”

好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采蓮圖,誰看了會不喜歡呢?

只可惜,“不好聲色”且多才多藝的皇帝,也并不一定就是一個好皇帝。司馬光對他的評論可謂入木三分:“元帝于兄弟之中,殘忍尤甚,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,旋踵之間,身為伏馘;豈特人心之不與哉?亦天地之所誅也!”

岳陽王蕭詧因為被猜忌,不堪坐以待斃,于是招引北周勢力與叔父蕭繹抗衡,可以屏障的襄陽就此丟失。而這個岳陽王蕭詧,正是《文選》作者昭明太子蕭統的兒子。為紀念生于襄陽的昭明太子蕭統而建的昭明臺,史載:“樓在郡治中央,高三層,面南,翼以鐘鼓,為方城勝跡。”

1993年于原址重建的昭明臺,臺基上按魏晉風格建3層樓閣,為高臺基重檐歇山頂式三層閣樓。整個建筑高達34米,雄踞城中,巍峨壯觀,不愧為“城中第一勝跡”。昭明臺原名文選樓,唐代改稱山南東道樓,明代更名鐘鼓樓,嘉靖時稱鎮南樓,清順治重建后定名昭明臺。就其名稱而言,似以文選樓與昭明臺為最佳。

“江山無限境,都聚一亭中。”中國傳統建筑的亭臺樓閣,深受道家影響。中國秦漢以來的樓,很多都與道家有關。傳說中,一道士為了感謝千杯之恩,在壁上畫了一只鶴。過了十年,道士復來,曲笛吹奏,跨鶴直上云天。辛氏為了紀念幫他致富的仙翁,在其地起樓,名曰黃鶴樓。后來,魏晉以來的佛家也來這一套,建起自己可以束之高閣的藏經閣。

以危樓之高,來藏佛家的經書,最是樓閣的妙用。一來,是人皆會以這些高高在上的佛經為寶,不然怎么可能束之高閣呢?二來,有了高聳而起的藏經閣,佛家清凈之地自然也倍增了一份威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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