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地之間有桿秤

——從《中國古代度量衡》說起

李順亮

2014年5月14日22時21分

每一天我們都要接觸的東西,往往也是我們最容易忽略和東西。反正,這樣的東西,隨處可見、舉手可得,存在的意義就是存在,已經是再普通不過的東西。但是,恰恰是這樣的東西,平常之中見道理,平淡之中見神奇,平凡之中見偉大,就如空氣和水,對于我們來說,實在是太重要了。

度量衡就是這樣的東西,那是一切生活的基礎,也是整個社會的基石。2011年1月,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了丘光明先生的《中國古代度量衡》。她說,“測量的應用,標志著人類文明的開始。”誠如是,與人類息息相關的度量衡的誕生,才真正是人與獸的分野所在。而我們從小就被傳授并且熟爛于心的制造工具,并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高貴之源。魏光飚在《峽江尋夢——長江三峽遠古人類之謎》中說:“會使用和制造工具,在很多教科書上曾被列為‘人猿揖別’的標志。但是,早在20世紀60年代,人們就發現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,這種能力不是人類所獨有,不宜作為區別人和猿的標準。”瓦解這一標準的,是英國的靈長動物學家簡·古達爾(Jane Goodall)。1964年,她發現黑猩猩能夠制作并使用工具。

人類之所以掌握度量衡,源于人類對自身的認知。“布指知寸,布手知尺,舒肘知尋”,聰明的中國人自然有自己的辦法,“寸、尺、咫、尋、常、仞諸度量,皆以人體為法”。哪怕走一下,也有說法:“跬,一舉足也,倍跬為步”。因此,丘先生說:“最早的長度單位多來源于人體各部位之長度及彼此間的距離。”度量衡從誕生之日起,就被人類賦予特殊的意義,擺上重要的位置。甘肅大地灣F901遺址總面積420平方米,是我國迄今發現年代最早、規模最大、最具中國建筑風格的“宮殿式建筑”。遺址之中,出土了一組容量成倍比關系、形制奇特的陶器:條形盤、鏟形抄、箕形抄和四柄深腹罐,并且這“四件陶器與其他陶鼎等祭祀性禮器,同時置于房基跨越的主室內居住面上。”能與祭器放在一起,這足以說明度量衡與祭器一樣重要,在氏族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度量衡之所以至關重要,是因為關系到了物資的分配。公平這個詞本身,顯然就來源于度量衡。在人類不群居無以生存的物資匱乏的年代,能否公平地得到集體收獲來的東西,無疑決定了一個人的生命。丘先生說,“我國遠古的‘結繩記事’和‘契木記時’大概就是對最早記數活動的描述。”雖然結繩記事,是不是用于記錄分配的辦法,我們不得而知。但是,結繩記事就是結繩計數,顯然更能為人所接受。丘先生就是這樣認為:“氏族首領選擇幾件有一定倍比關系的陶器,用結繩記事的辦法,把測量和分配的數量記錄下來,待到第二年,仍用這些陶器來測量。”

用今天的觀念來理解過去的東西,自然容易差錯多多。雖然我們最好不要這樣做,但有時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。“在半坡居住區的周圍,有一條深、寬各約5.6米的壕溝。這樣大型的防御溝道,必須經過周密的規劃,氏族成員一齊動手才能完成。”這樣的壕溝作用是防御沒有錯。問題是防御作用本身,主要是防止其他部落的入侵,還是防止野生動物的襲擾?二者兼有是肯定的,但我以為更主要的還是前者,而這或許就是此后中國城池所必有的護城河的前身。壕溝也是越大越好,成了人獸都不可逾越的鴻溝,這個事情才算完美。

不過,丘先生說,“‘鯀障洪水’(《國語·魯語上》),‘鯀作城郭’(《世本·作篇》),都說明鯀治水沒用了堙障的方法,即修筑堤埂和土圍子來保護居住區和耕種的土地。”看來,最早的城郭并不是因為軍事用途防范入侵而出現,而是因為防范洪水的實際需要,畢竟是沿河筑城,洪水之患年年可能出現。可歷史往往是本末可以倒置的,本來要防的河,最終卻成了護城河。從這個角度看,上一段我對于壕溝作用的闡述,或許就真的錯了。壕溝的作用是什么,應該就是氏族部落用于防洪的,之后才衍生出了護城河,演繹出了防御的新功能。

如今流行的人類學,其實也常常有以今度古的問題。現代的人類學上的田野文化遺存,的確值得我們高度重視。但是,不得不說民族與民族之間還是有所不同,更何況古今不同、地域差異,都值得我們三思,不能不加思索濫用,更不能等同。“在內地衡器的影響下,有些少數民族中,也出現一些自制的十分簡陋的‘秤’。”丘先生說:“借貸時也是如此,他們臨時在自制的秤桿上刻一條線,記下重量,待歸還時仍拿它來再稱一下,也就覺得很公平了。”其實,官間與民間本就不同。我生長的福建尤溪,當年民間用米斗借米仍然十分常見,沒人關心米斗標準不標準,至少在上個世紀末,這個現象還是存在的。就是米斗本身也是不重要的,有的用葫蘆瓢,有的用碗,都有可能,反正能量就行。換句話說,公平不公平最重要,至于工具沒人會太計較,反正有借有還,到時用回同樣的工具就行。當然,只是借米用小件的東西盛借,借谷子自然要用大件的籮筐之類的了。

既然度量衡如此重要,那么就會越發要求它的來源本身是權威的。《史記·夏本紀》說:“(禹)身為度,稱以出。”這個記載說明了禹尺的權威性,這個尺與禹本身關聯到了一起,來歷不凡。丘先生還提到了《拾遺記》中一個神話。這個神話進一步言明了禹尺的來歷。原文如下:

禹鑿龍關之山,亦謂之龍門……乃探玉簡授禹,長一尺二寸,以合十二時之數,使量度天地。禹即執持此簡,以平定水土。蛇身之神,即羲皇也。

神話歸神話,撇開虛幻的一面,就可以見到歷史真實的一面。看來,禹尺并不是自己創造的,也是有出處的,那就是延續了伏羲的傳統。這個神話起到的作用,恰恰是增加了禹尺的權威性。和禹一樣,“身為度”的帝王,中國歷史上還有一位,那就是康熙。“躬親累黍布算”之后,他得出了自己的結論:“以橫黍之度比縱黍之度,即古尺之比今尺。”這樣的結論牽強與否暫且不論,單憑這種探求和踐行的科學精神,就足夠讓不求甚解的我們汗顏。

今天權力的象征無疑是公章,但是最早的權力象征顯然不是公章,而是度量衡,不然也不要把度量衡與祭器放在一起了。而且這種局面還延續到了西周。丘先生說:“從《周禮》一書的敘述中,可以看到西周的‘市’由各級官吏嚴格管理,他們手中掌握的度量衡器,不僅是唯一的標準,而且也是一種權力的象征。”那時,司市掌市之治教、政刑、量度禁令。開市之后,還有質人執鞭度“巡而考之,犯禁者舉而罰之”。度量衡與鞭子是質人隨身的兩件利器,也因此成就了質人的權威,得以“大事以質”,專門“掌成市之貨賄:人民、牛馬、兵器、珍異”,給買賣雙方作質,也就是信用擔保。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,多以公子為人質,可以說也是從此而來。全然不是今天城監那般模樣,只靠著一身虎皮與小商小販作斗爭,更別提什么以他為質了。

歷史上,度量衡的演進有一個重要的規律,那就是度量衡的普及化與平民化。以前是氏族部落掌握度量衡,到了后來是皇家官府確定度量衡,發展到明代度量衡正式走向民間社會。不僅官方可以校驗認定度量衡,民間也有了檢驗的權力,這與以前有很大的不同。“在此之前度量衡器上所刻銘文多是表現封建統治階級的威嚴,為各個時代的政權服務。而萬歷瓷權上的銘文卻一改過去的風格,出現了‘公平交易’、‘金玉富貴’這類代表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內容。”丘先生說:“除了由官方檢驗的砝碼外,還有由商人自行檢驗的。”度量衡最重要的作用,從此由官方的征收賦稅,過渡到了民間的公平交易。

度量衡不僅事關公平問題,還涉及到人心向背。度量衡用得好,居然可以讓人最終得到一個國家,這樣的歷史誰看了都會咋舌。田氏代齊,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。《史記》說:“田厘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,其收賦稅于民,以小斗受之,其予民以大斗。”我們常說一個人很大度,也是度量衡而來。田氏如此大度,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”,焉能不得齊國呢?而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,從某種意義上說,也是從統一度量衡而來。蔡澤對此看得最為透徹。他對范睢說:“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,正度量,調輕重,決裂阡陌,教民耕戰,以兵動而地廣,兵休而國富,故秦無敵于天下。”我們理解了《戰國策》這則記載,就理解了中國之大一統,從統一度量衡始。

而大一統最重要的標志,居然也是度量衡。秦朝就是統一到哪里,度量衡跟到哪里。丘先生說:“近年來出土的秦權、秦量,不僅數量多,分布的范圍也很廣。”“證明秦朝在它統一后遼闊的疆域內實現了度量衡的統一。”而對于襲取天下、統一六國的秦軍來說,度量衡居然也是隨軍攜帶的必備之物。原來,秦軍士卒的糧食供應是定量的,食量分為五等,這就要用到秦量了。當然,那個年代的確艱苦,反正一天只吃兩餐,第一頓朝食又叫饔,第二頓哺食又叫飧,不管是干筑墻一類重活的,還是行軍打仗去賣命的。統一之后的秦始皇到六國巡狩刻石留念這樣的大事,也提到了度量衡這個統一的標志。瑯邪臺刻石云:“器械一量,同書文字。”度量衡居然排在了同書文字的前面,可見度量衡對于統一來說,顯然是比文字還重要的東西。

所謂漢承秦制,是指承襲秦之禮樂制度,而度量衡又是禮樂制度之基礎,亦是重中之重。古往今來,無論中國這片土地上如何改朝換代,度量衡總是不得不在前朝的基礎上繼往,至于能不能開來,亦即破舊立新,走出一個全新的局面,就要看新朝的氣魄了。丘先生說:“國民政府廢棄舊制而確立市用制,卻也仍是秦漢制度的繼承。直到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單位公布和實施,才徹底摒棄了舊制,推行國際單位制。”不過,說來容易做來難。今天,畝這個最具中國傳統特色的非法定計量單位,仍然在報紙上大行其道。“畝”和“斤”這樣的東西,有必要廢除嗎?對于既有文化積淀,又是百姓生活的東西,還是慎之又慎為好。

度量衡這樣的禮樂制度,其實既是人與獸的分野,又是一個民族有別于他族的標志。沒有了中國自己的禮樂制度,那么我們其實只是地球人而已。丘先生說:“古代中國自從國家政權建立以后,統治者便把樂律和禮儀制度看得十分重要。”所謂禮義之邦,哪怕是現代人去掉“義”之后的更小范圍的禮儀之邦,其實都正基于此。不過,別看禮儀文縐縐的,那些文雅的樂器,有些居然還有實戰功能。丘先生說:“早在石器時代,先民們在狩獵活動中,為了誘捕鳥獸而發明了各種擬聲工具——骨笛、陶塤,這些擬聲工具逐漸進化成了樂器。”原來是擬聲工具,具有實戰功能,之后才過渡到娛樂功能,由實到虛,也是藝術發展的一個規律。

周禮可謂后來的中國一切禮儀的源頭,而周禮又是三代以來禮法之總結,是集大成者。“律不可變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度量衡一亂,萬民皆受其害。“北朝尺不僅比同時代的南朝尺長,而且呈不斷增長之勢。”丘先生說:“其間100多年,長度竟加了6厘米。”實在是胡鬧,以胡亂華,真是禍患于天下。而北朝量制增長速度也是十分迅猛,從北齊每升約合300毫升,到北魏的400毫升,發展到了隨統一時的600毫升,“以古稱三斤為一斤”。為什么量制在北方會如此迅猛增長呢?原因看來只有一個,就是戰爭頻仍、財力枯竭,以致一再放大度量衡,以達到多收租稅的目的。而南方雖然宋、齊、梁、陳相因,改朝換代較快,但實無戰爭,上不穩而下穩。

北朝度量衡的混亂,最后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。實質在于背后的租稅問題,奢侈日甚,開支日繁,不多收三五斗如何能行?當然,歷史也有奇怪的一面。丘先生說:“北魏建國數十年,官吏沒有俸祿,貴族頭人保持原有習慣,以擄掠為正當生活方式。官吏貪贓枉法,自行搜刮勒索。”“官吏沒有俸祿”,真是千古笑談,講起來無人能信,可卻真真切切發生過。只不過,這種沒有俸祿,卻使老百姓付出了更為慘重的代價,連搜刮盤剝都合法化了。當然,這與“北朝卻無本可循,無源可溯”有關。一個民族沒有歷史再加沒有文化是可悲的,而有歷史有文化的民族,卻不珍惜自己的歷史和文化,就更可悲。

歷史上為了度量衡,甚至還朝令夕改。兩宋就是一個典型。丘先生說:“兩宋二三百年多次詔改律歷,皆為‘各安已習,久而不決。’器剛制成,又令再改,造成國庫匱乏,其最終幾乎每每仍依宋初和峴所定律尺而暫告一個段落。”與此相反,約定俗成者亦有之,“錢”便是一例。丘先生亦去,唐初鑄“開元通寶”錢,后世人們感到10為一兩比二銖四累為一兩更便于計算,于是約定俗成地出現了一個新的單位“錢”。“錢”來源于開元通寶,這是種有益的補充,是自然而然形成的,所謂約定俗成,而不是有意亂來的惡果。

人們常說,萬物都是相通的。的確,自然與人的關系,可以因為藝術和諧統一到一起,而這個和諧統一的基礎,居然也是度量衡。《尚書》里記載,舜帝巡狩東方,到泰山肆覲,所求的正是“協時月正日,同律度量衡”。取自然之物,定自然之理,先人的智慧實可觀也。“選中等大小的黍,橫排90粒,合黃鐘之長為基數(九寸),100粒正合一尺。”“黃鐘律管容黍120粒,與一龠的容積相當。120粒則合12銖(24銖為一兩)。這樣有了一支律管,就可以得到度量衡三個量的基本單位了。”樂律和度量衡關聯到了一起,著名的尺八就是用來校律的工具。鳥鳴聲之所以可以定律,同樣是因為它和律尺所發出的聲音相合。而樂律和數學的關系也是極其密切。中國古代把從數學上確定音高、音程的關系和音階結構,稱之為樂律學。丘先生說:“只要把黃鐘管長、管徑確定下來,以它為起始音,按三分損益的數學方法,便可計算出其余十一支律管的長徑和相應的頻率數。這就決定了古代樂律學與度量衡的密切關系。”

中國人的偉大,還在于本來二分的時間和空間,居然因為度量衡實現了互換。“日中會于軍門。穰苴先馳至軍,立表下漏待賈。”這就是立竿測影的實際應用,只是這樣的應用,還使時間有了軍事意義。立竿測影,用尺寸來計算時間,并且還有專門的測算工具圭表。《周髀算經》說:“夏至之晷,一尺六寸。”時間與空間在這里隨意轉換,沒有任何問題。不過,是否正是因為圭的作用,使圭能代表著天,持圭就代表著權力和公正?玉圭畢竟珍貴,持芴是后世的簡化,且因此增加了記錄功能?而華表是否也來源于此呢,王者用以納諫只是后起的功能?的確,是有這樣的觀點。他們認為,華表原是古代觀天測地的一種儀器,在建筑施工前還以此法定位取正,后作為一種型制保留下來,并且實用價值逐漸喪失,成為一項藝術性很強的裝飾品。看來,這同樣是藝術上的由實到虛。

丘先生說:“在長達1300多年的歷史中,單位量值保持不變,從而保證了天文測量的連續性和穩定性。這在中外度量衡史上是個奇跡。”可以說,小小的度量衡,道德良心全在于此,改旗可以,易制卻要不得。當然,制不能易,另鑄新權卻是可以的。丘先生說,明代仍沿用古人“改元必另鑄新權”的制度。我以為,這似乎太浪費了,所以“改元必另鑄新權”不太可能,應該是“鑄權必刻年號”更合理也更恰當些。不可能洪武秤砣,一到永樂年間便不能用也不讓用。倒是建文秤砣,因為政治原因,很可能在永樂之時是要取締的。

不過,政治可以風云變幻,度量衡卻有其神奇之處。王莽在歷史上被打倒在地,可是他所精心建設的制度,卻在歷史上留下了長長的影子,抹之不去。丘先生說:“從‘乾隆嘉量’上也可以看到《漢書·律歷志》的定制,‘新莽銅嘉量’的流傳,對中國度量衡史產生的巨大影響。”看來,一個短暫如流星般的新莽王朝,與秦統一天下一樣,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只不過,前者是文化上的影響更大,后者是政治上的影響更大。因為有了劉歆,后世的中國人想繞開新莽王朝的影響,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。而另一個對后世影響深遠的,同樣是短命的隋朝,修了舉世聞名的大運河,它在經濟上的影響更大。

度量衡大如天,以致中國人的命也是可以拿稱的,命貴者命重,命賤者命輕,已然由生辰八字先天定下。這樣的人算當作笑話看也就罷了,誰若要當真,也就只有自尋煩惱了。不過,歷史上卻真有因為度量衡而丟了性命的事。丘先生說:“太平興國二年(977)前后,連續發生內庫和外府受納各州上繳銀兩賬目的差錯不斷,一度只歸結為斗秤倉吏欺壓秤盤,貪贓為奸。為此入獄乃至家破人亡者甚眾。案件長達11年之久,仍查無實據。至端拱初(988),經檢測大府寺權衡,知其輕重失準,方認定該案‘蓋由定秤差異,是致有害公私’。”這真是千古奇冤呀!不幸中的萬幸是,戥秤卻因此橫空出世,至今仍是金、銀、藥材等貴重物品的專用工具。真可謂,冥冥之中天注定,任何東西的出現與流行都有其原因。

時間如流水。《隋書·天文志》說:“昔黃帝創觀漏水,制器取則,以分晝夜……”但是,不管時間如何滴漏,歷史如何演進,度量衡都可以稱出中國人的一切。1996年有一首歌橫空出世,唱出了中國人眼里的度量衡,那就是電視連續劇《宰相劉羅鍋》的主題曲《清官謠》,讓人久久回味:

天地之間有桿秤 那秤砣是老百姓

秤桿子挑江山 咿呀咿兒喲 你就是定盤的星

什么是功 什么是名 什么是奸 什么是忠

嬉笑怒罵路不平 背彎人不弓

(天地之間有桿秤 那砣是老百姓)

那砣是老百姓

(秤桿子挑江山 你就是定盤的星)

天地之間有桿秤 那秤砣是老百姓

秤桿子挑江山 咿呀咿兒喲 你就是定盤的星

什么是傻 什么是精 什么是理 什么是情

留下多少好故事講給后人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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