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渡海東話因果

李順亮

2015年6月7日22時02分

大唐盛世背后的佛渡海東,可以讓我們一窺宗教與文化的交流,對于不同國家不同人群的不同因果。

文化要交流,交流出文化。雖然都是一心向佛,和玄奘大師西天取經不同,鑒真東渡日本是為了弘法。國家的命運如何,就連退避三舍的僧人也不得不隨之起起落落。從初唐到中唐,兩位僧人的命運,也隨著國家逐步走向強盛,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。大而言之,在佛的表象背后,一位是西出陽關求取印度文化,另一位則是傳播大唐的盛世文明。而他們所走的路,并不是陽關大道,一位是坎坷不平的絲綢之路,另一位則是波濤洶涌的大海廣津。但是,他們都是一樣的唐朝人:義無反顧、勇往直前。

不幸的是,雖然兩者都可以說是文化的使者,但是相對而言,玄奘對于中國來說,佛教的味道更重,而鑒真對于日本來說,文化的意義更大。因此,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玄奘扭轉了中國的佛教,而鑒真改變了日本的文化。一位是西天取經,另一位是東方送經,但是前者在中國備受敬仰,他的故事廣為傳頌,甚至被演繹成了《西游記》,而后者在中國只是歷史地存在,與普通大眾似乎并沒有多少關系。中國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文化現象,就是對改變自己的人與事特別關注,而對改變他人的人和事卻不甚興趣。或許,以中華文化之強大,總以為改變別人是應該的,而且時時刻刻都在影響他人,并沒有什么值得宣揚的。

玄奘為中國佛教故事增加了無數的題材,而鑒真則為日本文化升級平添了無數的光彩。雖然二者結出的“果”不同,但是種下的“因”卻相同,都是讓佛光普照。西游與東渡的故事本身,哪怕不加任何演繹,都已經非常感人。任何宗教都是有故事的,且不論這些故事真實與否,至少其為弘揚佛法、推廣宗教,起到了佛法本身所無法達到的讓人親近與接受的作用。日本有舍利鐵錘敲打不壞的故事,和中國《高僧傳》的故事異曲同工,或許前者就是從后者借鑒來的。鐵錘敲打不壞的舍利,讓吳王孫權心悅誠服,下令建造江南第一座寺廟——建初寺……

中日兩國,一衣帶水。雖然歷史的積怨甚深,但是文化的關聯卻難以割斷。而這種關聯,在鑒真東渡之時,就已經悄然種下。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,754年4月5日,鑒真登上戒壇,掀開日本佛教史嶄新的一頁,日本佛教終于能夠獨立傳戒。其實,從那一天開始,日本文化也終于能夠另寫華章,雖然從此深深地打上了中華文化的烙印。最初受戒的是圣武上皇,在他之后,光明皇后和皇子也依次登壇受戒。不僅喻示著佛教從此成了日本的國教,而且也象征著日本對于中華文化的膜拜。

《西游記》里的唐僧有寶貝袈裟,而皈依佛教的圣武天皇,也為自己制造了許多袈裟。七條織成樹皮袈裟,這件金剛智三藏袈裟,是中國密教的始祖、印度高僧金剛智用過的。衣缽袈裟是傳法的證明。和這件袈裟一樣,回日本開創天臺宗的傳教大師最澄,曾經從唐朝師傅行滿那里獲得一件七條刺納袈裟,而創立日本密宗的弘法大師空海也在唐朝獲得袈裟傳承……佛教里繼承衣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。惠能得到弘忍的傳法衣缽,就成為了禪宗六祖。

“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。”這個偈語的作者惠能,其得道受教的故事,似乎是《西游記》里美猴王的藍本。說是弘忍看了惠能的偈語,心中一動,叫惠能退下。第二天,弘忍獨自進入礁房,以杖擊礁三下,惠能會其意,是夜三更入其室,不僅得授《金剛經》,而且最終得到了世代相傳的衣缽。事見《壇經》。有人云,以后就不再繼承衣缽,而僅是傳教,故以后大德雖多,卻不再稱什么祖了。

鑒真傳去日本的,豈只是衣缽。他不僅在日本創立了律宗,而且還把中國的書法、語言、文字、醫藥和印刷技術等傳入日本,影響巨大而深遠。“唐招提寺被日本列為國寶,其宏偉的金堂,以豐肥之柱,雄大之斗拱,承遠大之出檐,是現存日本天平時代最大最優美的建筑。而安放鑒真坐像的御影堂,乃唐招提寺靈魂所在,不對外開放。”作為文化使者的鑒真,有此無上的敬仰,自然是當之無愧的。

文化是超越國界的。日本對于他邦有功之人,尚且如此全心全意對待,也讓我們汗顏。至少今天的中國,是非不分不是什么怪事,我們有多少英雄豪杰被人說三道四。日本對于文化的態度,值得我們深思。“‘天平’幾乎成為奈良時代的象征,而奈良時代正是繁花似錦的盛唐文化全面傳播于日本的如歌歲月。”今天的日本是仇視中國的,但是日本又是感恩歷史中國的。這樣的兩極要融在一體,本身就足以讓今天的日本人痛苦了。

佛教是文化的載體,受唐朝文化的影響,當年新生的日本似乎學得很快。武則天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其名的洛陽奉先寺大佛,而在日本,也留下了光明皇后用自己的形象雕塑佛像的傳說。光明子就是光明皇后,和武則天一樣強勢。只不過,前者以非皇族血統成為皇后,打破了皇室的規矩;后者則更為徹底,自己當了至高無上的皇帝,也顯示了中國人更加百無禁忌。

宗教的政治化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。佛教在日本,其實也是這樣。4世紀左右,佛教自江南傳入日本,到6世紀,從朝鮮半島再度傳入佛教,反復多次的沖擊,又遇上日本從貴族世襲政治邁向中央集權體制的歷史機遇,佛教成為日本國內統一思想文化的強勢意識形態,發揮了巨大作用,受到天皇貴族的無比尊崇。離世俗太遠,難以“普渡眾生”;可是,離凡塵太近,又會讓宗教發生異化,甚至失去自我。對于中國而言,長期以來,佛教相對來說與政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,異族入主中原或者篡逆之朝除外。但是,佛教在日本卻走向了政治的中心。這或許與日本原來本土的宗教過于神秘有關,兩相比較,佛教反而代表了政治的開明。

神秘化是政治的必然,沒有神秘化,也就意味著沒有威權。這似乎又與上古社會巫覡文化有著。政治不僅是在治人,更是在做理天的工作。因此,巫因為所從事的工作,具備了“替天行道”的天然屬性,也就占有了政治上的優勢地位。早期的政治,似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就是巫治。也正因此,祭祀從來都是帝王最重要的工作,以自己的祖宗配天,神化帝王一姓家族,也在于獨占巫權即政權。日本的第一個倭王是個女子,就“事鬼道,能惑眾,年已長大,無夫婿,有女弟治國。自為王以來,少有見者……”

其實,只要對比一下尼泊爾,對日本早期圣女般女王的存在就不足為奇了。庫瑪麗(Kumari)女神又稱童女神,是尼泊爾的“活女神”,這是圣女在南亞現實活的文化遺存。二者分明是一模一樣的東西,本質就是以巫治國。只不過,中國古文明很快就進化到了巫的家族化。當然,這并不是指國王或皇帝就是巫,而是指巫權的家族控制。而異域他邦仍然一直都是選巫制度,是輪流性的巫。圣女巫的制度,也是母系氏族社會的歷史遺存。而這恰恰是那時日本社會的真實寫照。

“早期的藝術,誕生于人類的精神信仰和神靈崇拜,人類用最珍貴的東西,刻畫最美好的圖案,表現心中渴望的理想世界。”中國有一個詞,非常精彩地道出了問題的本質,那就是“權貴”。權與貴是一對孿生兄弟,權可以得到貴,而貴也是為權所用。權并一定只是政治上的,還有精神上的。于是,任何高級的東西,都要讓尊貴的菩薩用,至于這個東西本來是做什么用的,就沒有人去計較了。和中國一樣,日本的金屬文明從一開始就與宗教和政治緊密相連。青銅器從中國傳到海東,哪怕是一面銅鏡,也是稀罕物。

當年,日本幾乎在一夜之間,一舉躍進農耕、青銅和鐵器時代……一個國家對于文明的吸收,其實和人吃飯一樣,太多太快有時并不一定是好事,消化不良,就會容易出問題。近代的日本,其實也是這么回事。東方文明都還沒有完全消化好,西方文明就開始大舉拿來。于是,軍國主義的怪胎在日本流毒無窮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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